第七章 人心向背定天下(1 / 2)
当金、夏、高丽、日本等国的使者齐聚燕京城,向大同天子祝贺正旦新禧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宋国都东京城中却是格外冷清。
此时此刻,教主道君皇帝竟然格外怀念他名义上的北朝皇兄——耶律延禧。
若是没有女直人起兵和随后的徐泽造反,南北两朝均势还能维持的话,至少这个时候宋辽两国还会互派正旦使。
而西面穷得就要吃土的夏人哪怕才与大宋打完仗,也会觍着脸来说几句好话拜个年,以求上国的岁赐。
现在,这一切都没了。
大宋立国后就从未遣使朝贡过的日本就不用说了,高丽、夏国这些大宋传统的藩属国也相继转投大同与大宋划清了界限。
而交趾、大理、占城、真腊、于阗等新君即位才来意思一下的小国,更不会无缘无故派使者来贺正旦。
国力日蹙之下,年节时的庆典反而要越隆重,给臣子们的赏赐更不能少。
毕竟,如今的大宋就靠这些东西来粉饰太平,维持大国体面,并竭力维持越来越乱的人心了。
可有些臣子或头脑不清醒,或沽名钓誉,偏不让天子省心,一再上书唱反调。
说什么大宋如今内外交困,当削减无端开支,并降税轻赋,以聚拢民心,重振河山之类的废话。
教主道君皇帝已经御极二十余载,又不是才登基的门外汉,怎么可能会被这些狗屁不通的鬼话忽悠?
大宋外有强敌内有民乱,国力一日衰过一日,确实到了社稷存亡的危急时刻,必须想办法解决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才能维持国祚长久这点没错。
但所有能解决时艰的办法中,唯有降税轻赋这一招最不靠谱。
大宋之所以能在辽、夏两虏的交相侵略下坚持一百多年,靠的不是禁军有多能打。
而是帝国对内实行高压重税的政策,一方面镇压民乱,维持了国内的总体稳定;一方面又搜刮了巨额的税赋,并以庞大的国力生生拖垮辽、夏这两个强劲的对手。
如今,在大同的侵略下,大宋的国土不断缩水,民生也愈发凋敝,可禁军却还得不断扩编,朝廷若是降税轻赋了,从哪里拿钱粮来养兵?
没有庞大的禁军守御国土,大宋又靠谁来应对同军将来南下的压力?
如果说坐视大同步步蚕食大宋是慢慢等死的话,那主动降税轻赋并削减对官员的福利待遇和兵卒军饷就是立即自杀!
当今天子赵佶虽然荒于政务,却不是瞎子,更不是傻子,其人有自己的判断力。
都说大宋收的税重,可大宋的税再重,也做不到仅靠京东路的税养活河北路的兵。
但反贼徐泽不仅用京东一路的税养活了河北路的兵,还扩军数十万,北伐灭掉了辽国小朝廷。
这个数字并不是赵佶瞎猜的,大宋枢密院搜集了很多同军的情报,并专门研究过大同帝国的兵力总数,得出的结论是,同军绝对不少于三十万。
不然的话,徐泽绝不可能北伐成功,更不可能北压金国、南略大宋、西征夏人、东威高丽,立国后还四面同时扩张。
要知道,在此期间,大同只从大宋手中获得了部分资助,却又背上了比河北还要穷鄙的燕云十余州,居然还能活得这么滋润,连大宋送上门的岁币都不要。
有大同如此鲜明的对比,居然还有奸臣糊弄朕,说大宋的税重,真当朕是傻子么?
其实,赵佶很清楚大宋的问题出在哪里——人心散了。
年前,庆远军节度使、河东路宣抚使知隆德府事王安中向朝廷上了一道密奏,陈述了河东路的危急形势:
河东边境的烽燧形同虚设,敌国的商队、剧团甚至是斥候随意进入宋境而无人制止;
守边的禁军军卒偷偷以手中军械换取同军的宣传画报,据说持此物临阵投降可以优先接受敌人的整编;
河东路的百姓也自发联村结社,阻止官差下乡扰民;
朝廷的诏令难出隆德府,河东路宣抚使司政令也出不了各州府的治所县城……
王安中在密奏中建议朝廷要么断尾求生,果断撤出泥沼般的河东路;
要么以陕西诸路西军更戍河东路兵马,并铁腕肃清河东官场,重新在河东路建立稳固的防线。
其人献上的两条建议乍一看很像那么回事,其实都是瞎扯淡,一条都不靠谱。
大宋这个时候绝不能轻易放弃河东路,被同军赶跑都比主动放弃要好。
不然的话,淮南、陕西、京西、京畿等路就会跟着乱,首都开封府也不能再待了,必须马上迁都。
而更戍河东路与陕西诸路的兵马也是取祸之道,更别提肃清一路官场这种完全没有操作性的建议。
大宋开国时,为防止掌兵军将与地方勾结坐大成势,并逐步削夺各藩镇的兵权,太祖皇帝接受了宰相的建议,在禁军中实行更戍法。
其目的在于“尽削方镇兵权,只用文吏守土,及将天下营兵,纵横交互,移换屯驻,不使常在一处”。
除殿前司捧日、天武两军外,禁军其余各军“皆番戍诸路,有事即以征讨”。
太祖皇帝还规定军士即使不远戍他乡,每月请粮时营在城西的军士要到城东粮仓支领,营在城东的军士也要到城西粮仓支领,并不许雇车或人帮助。
这条看起来就很蛋疼的规矩,据说是为了培养军士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可此法运行的实际结果,却是“元戎(主将)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
还有,随着禁军兵额越来越大,军费开支也一再攀升,朝廷逐渐承担不起这种频繁大规模兵员调动产生的巨额开拔费,只能将军队分散各州就食。
宋神宗赵顼即位后,锐意改革王朝积弊,便下诏废除了早已名存实亡的更戍法。
以如今的形势,朝廷要是敢逼迫“招西人守西土”的西军将士更戍河东路,能不能解决河东路已经存在的严重问题不知道,陕西诸路肯定会先闹出大乱子。
很明显,当官胜于做事的王宣抚就没想解决河东路的问题,其人这就是在甩锅,就是不想在河东路继续待下去了!
但教主道君皇帝还不能因此惩治王安中,甚至还得好言安抚其人。
自朝廷四路大军大败于太原府,同军又逼降并迁走府州折氏后,明眼人都能看出大同在河东路已经站稳了脚跟。
太原府的同军若想继续南下,河东兵马绝对挡不住。
到了这个时候,朝廷要做的不是在河东路这个泥沼中继续浪费人力物力。
而是尽量维持同宋两国的和平关系,以争取更多时间,重新构筑多级防御战线。
在这种情况下,大宋最缺的不仅有紧迫的时间,还有维持社稷存续的宝贵人心。
至于如何挽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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