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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3章 替换章20(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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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替换章,不要看】

说完了早期家庭环境的影响,我们再稍微深入一些,看看精神病态者的内心在发生什么。不出意料的是,精神病态者在测量共情的问卷上的得分要低于其他人。比如人际反应指数中就体现了这一点151。不过许多人都知道,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来鉴别精神病态者是极不可靠的,因为他们往往会用谎言来掩盖自己的本性。为避免这种失误,研究者转而采用自主神经唤起这个生理学标准,也就是测量你在听见或看见情绪性素材时的激动程度。152,153他们一般测量的是皮肤电反应(GSR),也就是当你在接触饱含情绪的素材时,你的手掌会出多少汗。GSR测量显示,精神病态者在观看他人遭受苦难的图片时,他们的自主神经反应是较弱的(也就说是他们不太激动)。此外,精神病态者在指认人的恐惧表情时也表现较差。154,155这说明P型人在共情的两个主要成分(即识别和反应)上都有欠缺。还有一项测试显示了精神病态者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处理情绪素材:向被试展示一组单词并问他们“这真的是单词吗?”大多数人在看到情绪性单词时的判断速度都超过中性单词,但精神病态者却没有显示这种速度上的差异。还有一种方法能测量某人受情绪素材唤起的程度,就是利用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者在被试的头皮上固定电极,并用记录到的事件相关电位揭示他们的脑内电活动。测量发现,精神病态者在接触情绪性单词之后,脑的中部和顶部区域不会像普通人那样活动增加。156,157另外就像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到的那样,那些富于攻击性的人和常人还有一点不同:他们会把模糊的情境解释成对方怀有敌意。这个倾向在那些品行障碍的儿童身上就有体现,而他们中的一些也的确会成长为精神病态者。研究者把这种倾向称作“归因偏差”,158它是共情的认知部分未能精确运作的清楚例证。有一种观点认为,精神病态者的内心没有是非观念(amoral)。对道德观的一项经典测试是由劳伦斯·科尔伯格设计的,他要求被试阅读一个故事,然后判断其中某个角色的行为是否道德。一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丈夫闯进一家药店偷走了一种抗癌药,拿去挽救他患癌症病危的妻子,因为药店老板坚持要价2000美元,虽然他进货的时候只付了200美元。被试的任务是判断这位丈夫是不是做错了。对于这类道德两难,你想得越是复杂,就表示你的道德推理水平越高。如果你能看出这道论题有正反两方的观点,或者事情的缘由可以改变一个行为的对错,那就说明你的心思比那些只会死守规则的人细腻。我们或许想当然地认为精神病态者在这些测试中肯定得分较低,但事实未必如此。159这或许是因为精神病态者能够嘴上说一套,在日常生活中却做另一套。科尔伯格的测试并不是衡量道德推理能力的唯一手段。埃利奥特·图列尔也设计了一套道德推理测试,他的故事不仅描述了违反道德的情况(即侵犯人权的行为,比如伤害别人),也有违反常规的情况(即侵犯社会规范的行为,比如在图书馆里说话)。你的任务是判断某个行为有多严重,以及如果没有规则禁止它还算不算错。普通人到了4岁大多就能说出这两种行为的区别,他们明白常规可以修改、使某些行为不再违规(比如宣布在这座图书馆里可以说话),但是即便你修改了道德规范(宣布伤害别人不犯法),这些行为也和从前一样糟糕。160精神病态者则很难区分这两种情况,有反社会行为的儿童也是如此。154,161由此可见,除了不能对别人的痛苦产生正常的情绪反应之外,精神病态者的道德发展也很不完善。但这是不是正因为他们的智力较为低下?我们已经知道,较低的智商(IQ)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SES)以及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清楚的联系。低IQ和低SES之间的联系可能是因为在较为贫穷的社区,教育水平多半也较为低下。但为什么低IQ和低SES还会增加你出现反社会行为的风险呢?原因之一可能是没有学历和工作的人会把犯罪当作谋生手段。而且较低的IQ会使人较难想象被抓的后果。不过精神病态者中也不乏聪明人,这说明智力低下无法解释所有精神病态者的病态原因。反过来说,具有共情的人中也有低IQ者,这证明了共情和IQ势必是相互独立的因素。杰弗里·格雷是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一位心理学教授,我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曾有幸与他共事。格雷提出了一个焦虑模型,叫“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uralInhibitionSystem简称BIS,位于脑中的隔-海马网络[septohippocampalbraiwork]),这个系统的功能是使动物明白自身行为的情绪性后果(奖赏或是惩罚)[9]。BIS模型问世于1982年,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大胆的假说162。受它的启发,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约瑟夫·纽曼提出了精神病态者的BIS不够活跃,而焦虑者的BIS过分活跃。纽曼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他认为精神病态者想象不出自身行为的后果,就像BIS受损的动物会不断重复引起惩罚的行为一样。纽曼主张这就是精神病态者的核心问题:他们无法学会畏惧惩罚。难怪他们会做一些连自己也知道会带来麻烦的事了。纽曼指出,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某些任务中,精神病态者会频频犯错,这些任务要求被试判断哪些数字能带来奖赏、哪些不能(它们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中性的)。这还能解释他们为什么在一种行为已经不再产生奖赏、反而招来惩罚的时候仍不改正。163比如给被试发一副纸牌,起初每张牌都能带来奖赏,但后来奖赏没了,那些具有精神病态特质的儿童却照玩不误。164如今我们已经认识到脑中有许多“恐惧通路”,并且杏仁核也在恐惧体验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纽曼的观点有一个缺陷,那就是片面强调焦虑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但事实上,许多儿童的社会化不仅仅是通过畏惧惩罚完成的,还要靠大人和他们探讨别人的感受(也就是建立共情)。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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