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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八十五章 皇家中央钱庄(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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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是一个国家的支柱,若是支柱倒了,国家这座宫殿基本也就完了。

对于财政问题,古人是有着深刻认识的,只不过大家多是儒家弟子,文人嘛,都要脸,总把钱财、利润挂在嘴边,那和商人那种没品的人有啥区别?

就因为文人好面子,害了无数人。

一个受害者,就是朱允炆。

朱允炆想要当一个明君,操控好大明这艘巨舟,但也清楚,每一项政策的推出,都必须有其根源与依据,必须符合当下国情。

老马主义最精髓的四个字,不就是实事求是?

《资本论》没看懂不要紧,这四个字学会了就行,帝王嘛,不可能事事躬亲,顶层设计就好,具体执行与完善,还是要靠官吏。

为了这些官吏能整明白,朱允炆想看看前面各个朝代的古书,准备以古为鉴,推行新的财政观。

可谁知历史上的各位兄弟,都耻于言利,羞于提及,导致财政管理方面的学说只是“只言片语”,鲜有专门论述财政的言论。

也不是没人专门说过这个问题,历史上第一个大声喊出理财的家伙,是“佛菩萨也劝他不转”的拗相公王安石,这个宋代猛人认为经济出了问题,那是“理财未得其道”,并公开宣扬,不理财,无以成“圣君贤臣”。

朱允炆深入研究过王安石的“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得不说,这个不洗澡,浑身都是虱子的家伙有着极为超前的眼光,他要生在后世,绝对有用武之地。

不加赋而国用足,不是一句虚妄之言,它是后世国家财政推崇与遵循的基本原则。简单来理解,就是在不改变税率的基础上,扩大经济总量,继而提升国家税收。

可以说在某个程度上,朱允炆虽然没有喊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口号,但商业解禁、促进消费、扩大手工作坊等举措,都是“做大饼”的思维,朝廷不需要改变税收基准,一样可以增加税收。

只是王安石不认识老马与老恩,对经济问题思考的又太过简单了一些,只去刺激商业、刺激官僚资本,做大经济,却没想到当时田产兼并已是无药可救,百姓没有剩余资本,肚子问题都解决不了,怎么能指望拿百姓去拉动内需?

大饼弄出来了,百姓不买单,这不就泡沫了?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好看是好看,可它一触即破……

对于财政来源问题,王安石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用后世的话解释,就是税收取之于百姓,用之于百姓。

很多朝廷,都践行了前半句话——取之于民,至于后半句话,一言难尽……

税收是取之于民的最关键手段,至于是学商鞅行重税,还是学孔子“敛从其薄”,这就需要看情况了。

可无论什么时候,在财政支出方面,这些思想家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

量入为出。

《管子》云:“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主张“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

唐代杨炎主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

量入为出,几乎成为了每个朝廷户部的基本理念。

可问题是,量入为出也需要结合实际。

大明自推行革新之后,不仅释放了百姓生产积极性,还将官田、免税田、藩王田、道僧田等等纳为征税对象,其结果便是户部税银的大幅增长。

别看现在黄子澄为难,不愿意出钱,实际上户部的钱多得是,甚至连夏税银都没有花完,这种守财奴式的财政,并不合适。

过多财富积累在国库,看似不错,实则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聚敛过多,资金的不流通,导致社会财富下降;再比如冗费,有了钱,却没有计划好怎么花,遇到什么事,就支出一点,一些完全没必要的支出不断出现。

理想的朝廷朝政,应该是收支平衡,多花一点不碍事,少花一点也不碍事,但绝不能存一大堆,不花了……

眼下正是商业发展的好机会,朝廷不花钱,如何刺激商品流通,如何购置百姓余粮,如何促进消费?

朱允炆认真地对黄子澄等人说道:“户部之财,分配得当,方可有利于大局。朕准备命六部,以运作所需,提出年度银两预算,户部核查把关,以预算为准控六部开支,你看如何?”

黄子澄思索良久,又与卓敬、夏元吉商议一番,最终道:“臣以为可行,只是若不合理之银两所请,户部将予以驳回。”

朱允炆清楚黄子澄是担心户部权利旁落,点头答应道:“这是自然,若驳回之后其再提出,可交付内阁与朝廷共议,若户部认可可行,再予以批准。”

黄子澄松了一口气,答应下来。

朱允炆见此事敲定,便安排徐辉祖等人离开,然后询问户部之人,道:“对于银贱铜贵之事,可调查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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