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9章 武帝封王羊祜亡（2 / 2）

晋武帝大封司马宗室子弟为王，其目的便是想造就一个能够藩屏帝室的皇族势力，用以对抗士族中的野心家，因此赋予了宗室王很大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如裁撤州郡武备，并允许宗室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有自置军队的权利，允许宗室王出镇和允许宗室王参政等。尤其是允许宗室王出镇和允许宗室王参政这一点弊端最严重，因为一旦参与政务的宗室王利用自身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特权与出镇的藩王相勾结，势必会破坏中央政府的正常运营机制和运行秩序，再加上有本王国自备军队作为的后防屏障，势必会引起整个局势的动荡。从这些地方来看，晋武帝在分封宗室王时，只是看到了宗室的力量，却没有重视宗室王的势力过于膨胀所造成的对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给叛乱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咸宁二年（276年）十月，司马炎改封羊祜为征南大将军，恢复其贬降前的一切职权，开府仪同三司，可以自行辟召僚佐。当初羊祜便认为，要想伐吴，必须凭借长江上游的有利地势。当时吴国有童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羊祜听后便说：“这一定是说伐吴必是水军成功，只是要考虑哪个人应童谣中的名字。”正逢益州刺史王濬被征召任大司农。羊祜发现王濬的才能可当重任，而王濬的小字又是“阿童”，正应了童谣之言。而当时在西晋朝廷内部，王濬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羊祜极力肯定王濬的军事才能，于是上表挽留他，使王濬重新被授为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

此后，羊祜密令王濬缮甲训卒，广为戎备。经过七年的练兵和各项物质准备，荆州边界的晋军实力远远超过了吴军，而两年前陆抗病死，吴国境内又因为孙皓的高压统治使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这表明晋灭吴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羊祜不失时机的上疏请求伐吴，奏疏说：

先帝顺应天意人心，西平巴蜀，南和孙吴，海内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人心安乐。而吴背信弃约，使边境又生战事，国家气数虽是天定，而功业必靠人为，不灭东吴，则士卒百姓无安宁之日。完成统一大业，也是光大先帝功勋，实现无为而治的举措。尧伐丹水，舜征三苗，都是以使宇内安宁，停止兵乱，民众和睦为目的的。当年平蜀之时，天下人都以为应当一并灭吴，而蜀灭至今已十三年，这算一个周期，灭吴的日子应在今天了。

而议论此事者常说吴楚在盛世最后被征服，在乱世最先强盛，这是诸侯纷争的时候，当今天下一统，不得与古时并论。有些说法只适用于大道理而不知权变，所以出谋略的人很多，而可以作为决策的就少了。凡是凭险阻而得生存的国家，是指它的实力与敌国相差不多，有力量固守。如地位轻重不同，强弱相差很大，那智士的计谋也不能救它。险阻的地势也不能保它。蜀国地势不是不险要，高山上接云霓，深谷不见日月，关隘险道，束马悬车方能通过，有一夫操戈，千人莫挡之势。

然而灭蜀进军时，蜀国好像连一道篱笆都没有，我军斩将夺旗，斩杀敌军数万，乘胜席卷蜀地，直捣成都城下，汉中一带的蜀兵，像鸟栖于巢一样不敢出动。这也并非蜀人不愿战，实在是力量不足与我军抗衡。到刘禅投降时，蜀地各营垒官兵便悄然四散。目前江淮的难渡不会超过剑阁，山川的险要不会超过岷山汉水，孙皓的暴虐超过刘禅，吴人的贫困甚于巴蜀，而大晋的军队多于前世，军饷兵械多于往日。不趁此机会平吴，而屯兵据险相守，使士兵役夫日夜辛苦于战争徭役，旷日持久。

这种状况不能维持长久，应当及时定夺，统一四海。如果率领梁、益两州军队水陆并进而东下，荆楚军队进逼江陵，平南、豫州军队进攻夏口，徐、扬、青、兖等州军队进军秣陵，击鼓摇旗作为疑军，多方齐进，使敌军虚实难辨，以东南一角的吴国，抵挡天下大军必然兵力分散，人心慌乱，各种军需紧急难备。这时巴、汉军队顺流而下，直捣空虚腹地，一处陷落则全境震动。吴国国土沿江，没有前线后方之分，东西数千里，处处设防，战场广大，不能安息养精。孙皓肆意妄为，与下属互相猜忌，名臣重将失去信心，所以像孙秀这类人都害怕威胁而来投降。将帅疑于朝廷，士卒困顿于战场，没有保国安民之计，人心散乱，平时即有叛离之意，一旦兵临城下，必然有人响应而来降，他们最后不会齐心拼死尽忠是可以预见的。

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而官军悬进，人有致节之志，吴人战于其内，有凭城之心。如此，军不逾时，克可必矣。

奏疏得到了司马炎的肯定，却遭到了朝内其他大臣的反对，权臣贾充、荀勖、冯紞等人的态度尤为激烈。他们提出西北地区的鲜卑未定，不应该两线作战。只有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等少数人赞同。

恰逢晋军在秦、凉屡有败绩，羊祜遂再次上表：“东吴平定，则胡人自然安定，当前只应迅速完成灭吴的大业啊。”但还是遭到大部分人的反对，羊祜叹道：“天下不如意的事总是十有七八，目前有些人当断不断，当予不取，怎能不让以后的有识之士引为遗憾！

咸宁三年（277年），司马炎下诏以泰山郡的南武阳、牟、南城、梁父、平阳五县合并为南城郡，进封羊祜为南城郡侯，设置国相，与郡公同级。羊祜辞让说：“昔日张良辞让三万户的封地，只接受留这个地方的一万户，汉高祖满足了他的愿望。臣在先帝时接受了钜平这块封地，岂能再接受更重的封爵而遭来官场的非议。”坚意不接受这次加封，司马炎也就答应了。羊祜每次被司马炎提拔封赏，常持恬淡退让态度，至诚之心世人皆知，他的德操志趣，往往不在官职的行列等次上。所以英名美德传播远近，朝野上下有目共睹，朝中大臣议论，羊祜应居宰相之位。但司马炎正在考虑灭吴之计，将东南军政要务托付给羊祜，也就把大臣的意见搁置一边了。

羊祜曾经给从弟羊琇写信道：“东吴平定之后，我当戴上隐士的角巾，东回故里，经营一个能容棺材的坟墓。一个贫寒之士而至身居重位，怎能不因势盛气满而受指责呢？汉朝的疏广就是我的榜样。”后来，羊祜因击吴有功，应当增封爵位或食邑。他请求将自己的这份恩赐转给舅父的儿子蔡袭，于是司马炎下诏封蔡袭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咸宁三年（277年）冬十二月，吴夏口都督孙慎侵入西晋边界，掠走弋阳、江夏等地上千家人口。羊祜没有派兵进行追击。事后，司马炎派人追查原因，并打算移徙荆州的治所。羊祜说：“江夏离襄阳八百里，等知道吴贼侵犯的消息，贼已离去几天了，再派兵去，哪能救护百姓呢？让军队来回奔波，只图不受责备，这样做恐怕不合适。从前魏武帝设置都督，大致都与州府接近，因为军队宜聚合而忌分散。国境线上一方是敌，一方是我，认真守住边界就算了，这是古代人有益的教诲。如频繁迁徙州府所在地，敌人出没无常，很难确定州府应设在哪里。”使者也无法责问羊祜了。

咸宁四年（278年）八月，羊祜染病，请求入朝。返回洛阳时，正逢同母的姐姐羊徽瑜逝世，他悲痛万分，病情更加严重。司马炎命羊祜抱病入见，并让他乘坐辇车上殿，不必跪拜，备受优礼。羊祜则再一次向司马炎陈述了伐吴的主张。后来，羊祜病势加重，已不能入朝，司马炎专门派中书令张华前去咨询方略，羊祜对张华说：“当今主上有受禅让的美名，但功德尚未着称于世，吴人暴政已到极点，此时伐吴可不战而胜。统一天下而兴办文教，则晋主可比尧舜，而臣下犹如稷契，这是百代难逢的盛事。如果放过这个机会，孙皓或不幸死去，吴人另立英明君主，虽有百万大军，长江是难以越过的，这不是留下后患吗？”张华很赞赏羊祜的主张。羊祜又对张华说：“能实现我这个愿望的是你啊！”司马炎打算让羊祜卧病统领征吴诸将，羊祜说：“取吴不必我亲自参加，但平吴之后还要圣上操心去治理啊！关于功名的事，臣不敢自居。若我的一生即将完结，应当将未成事业托付他人，希望能审慎选出这个人。”同年十一月，羊祜病逝，享年五十八岁，并在临终前举荐度支尚书杜预自代。

羊祜死后，晋武帝司马炎亲着丧服痛哭，时值寒冬，司马炎的泪水流到鬓须上都结成了冰。荆州百姓在集市之日听说羊祜的死讯，纷纷罢市痛哭，街巷悲声相诉，连绵不断；吴国守边将士也为之落泪。随后，司马炎下诏追赠羊祜为侍中、太傅，谥号为“成”；赐“东园秘器，朝服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

羊祜为人清廉节俭，服饰简易朴实，所得俸禄都用来接济亲族，赏赐军士，家中无余财，临终遗嘱，不能将南城侯印置入棺材。从弟羊琇等向司马炎陈述羊祜平生的志愿，要求葬在先人墓旁，晋武帝司马炎不许，将离洛阳城十里外的一顷地赐给羊祜作墓地。羊祜的灵柩及送葬队伍出发时，晋武帝司马炎在洛阳的大司马门南边奠祭送行。羊祜的外甥、齐王司马攸又在奏表中替羊祜之妻夏侯氏表明其家不愿以侯礼安葬羊祜的意见，司马炎下诏说：“羊祜生前多次辞让官爵，此意不可勉强。身虽死而谦让之德存，更能激励后人，伯夷、叔齐因辞让而称贤，季札因辞让而全节，正是这个原因。现恢复原来封爵，以表彰其高风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