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7）－（498）二厨与我（1 / 2）

在横滨港又待了两天，我们的德胜轮拔锚起航了，离开了日本。

我们的第一个航程是从日本横滨港，去韩国的仁川港。

横滨港到仁川港很近，两天多就到了。但也是我乘船在海上航行时间最长的一次。

上一次乘坐轮船在海上航行还是从烟海到大连，去找王辉玩。

那次是旅客，需要花钱买船票，但这次我是轮船上的船员，不仅不用花钱买船票了，而且还挣钱，挣工资了。

想起这些就开心。

上次坐客轮没有机会去到甲板欣赏轮船在海上航行时的景致，这次不同了，两三天持续地在海上航行，令我有好多机会可以去到甲板上看看大海，确切地说是太平洋。

我可以从船舱侧面出去，到侧面的甲板远眺船头劈波斩浪的英姿。

也可以从厨房的后舱门出去，站在后甲板的上层看巨轮航行过后，拖着的长长的尾迹。

有时也会跟二厨一起下到尾部甲板，一个人把住栏杆，探出身子，极力伸着头，向船尾底部看去，可以看到硕大的螺旋桨在翻江倒海，有力搅动着，推动着这艘巨轮前进。

这时，另一个人会一手把住尾部挂国旗的桅杆，另一只手搂住对方的腰，起到保险的作用。

那是第一次去仁川，因为刚刚上船，对船上工作和人员都还不是太熟悉，本来不想下船了。

但在仁川港靠泊的时间长，加上这几天我也熟悉了船上的工作环境了，最重要的是刚发了伙食费一百美金。腰间有钱了，腰杆就硬实了许多。

正好，二厨也早急不可耐地想下去看看韩国什么样子，于是我俩就结伴一起下地了。

1989年，那时我们与韩国还未建交，我们还称：南朝鲜或南韩。

仁川港是我跑过的唯一一个带有船闸的港口，仁川港位于带有制约极高潮差船闸的汉江河口，距韩国首都首尔（那时叫汉城）只有30公里，是首尔的海上门户，是韩国第二大港。

那时的韩国也是在发展期，城市发达程度跟美国和日本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后来跟着船也去过广州、此前跟美东去过上海和北京，对比一下，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仁川其实跟当时广州差不多。

商业街也是有些脏乱，远不如日本干净整洁。倒能看出非常有活力，正在高速发展期。

印象比较深刻的仁川有条地下商业街，好像后来去过的哈尔滨那条商业街，卖服装的比较多。

记得那年韩国比较流行格子阔腿裤，男人都穿着一条上下一样宽的格子裤。腿显得更加粗短。

说实话看商业街的女孩，真没发现有跟现在韩国女孩那样漂亮的。其中必有奥妙，不懂。

我的伙食费不用上交，跟着管事和大厨吃，所以节省的伙食费一百美金。揣在兜里，下地出去逛。

其实没想都花，我那条船工资九百多港币，差不多也一百多美金，加起来每月会有二百美金收入，还要攒着回国买大件呢。

这一百美金就是压压裤兜，增添点底气。

因为第一次来仁川，前几天一直没下地，这是第一次在仁川下地，还不太熟悉。

打听了半天，好容易找到一个说着同样蹩脚英语的韩国人，打听到有条商业街，地下的，感谢他，提供信息，可以坐公共汽车过去。

商业街也没啥太好的装修，比那会儿烟台的海防营条件好一点，也是一个个摊位，也有些简单装修的小门店。

看到一家卖手表的，我过去看，那会虽小，但还是已经感觉应该拥有一只手表了。也快下船回国了，想给父亲带一只。对手表没有品牌概念，没有价格概念。

那时是中日蜜月期，电视广告上经常出现“精工表”，“西铁城”，我认为这可能就是最好的表。

我指着一只金色的手表问“Howuch？”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也穿着格子宽腿裤，叼着根烟，不屑地看着我，打量半天问：“whereare?ufro？”

“Cha，”我回到。

明显能看出他脸上加重的不屑：“Taiwan？”

“No，Cha，Cheseand。”

看到他马上开始不耐烦了，挥挥手让我离开。

我也开始有些恼怒，正是血气方刚，打架比过年还开心的年纪。我伸手抓起那只表，伸到他面前，“Tell，Howuch！”

语气也明显加重，也开始有些不友好了。

他有些愣，可能以前赶中国人时没这么费事。下意识地说：“Fiftydolr。”

我拿起来一看，表上镶嵌的牌子是：“ROLEX”，心里话：不认识，肯定不是啥好牌子。

又开始找，找了半天看到那个熟悉的名牌“SEIKO”，顺手拿起来，又伸到他眼前：“Howuch？”

“Fiftytoo”那家伙喃喃地说。

我接着问：“这是叫精工吧？”

他懵了，“What？Idontknow。”

他听不懂了，我很得意，又找了一只金色的“SEIKO”，把一金一银两只精工表抓在手里，一只手从后屁股兜里掏出两张美金，递给他一张，“Two，我都要了。”

那家伙马上不一样了，换上笑脸，不停地“OK”，不停地“Thankyou”。

而且很殷勤地马上给我找了两个挺漂亮的手表盒子，帮我把表放进去。还仔细地用软布把手表表面又擦了擦，才恭恭敬敬地递给我。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不会再有这样赶中国人的韩国人。除非脑子秀逗了。

国家实力决定你在外边的待遇，这是基本道理。

回国后，那只金色的“精工”送给了父亲，那是我送给父亲的第一件礼物，父亲一直戴了二十多年。

而那只银色的精工表就替代了我戴了两年多的“上海牌”，还记得“上海牌”是我那年转学回河东高中时，父亲临走时给我的，伴随了我两年多的青葱岁月。